4月9日下午，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及“文献学与经学史”研究群主办的舜徽讲坛·学术论坛第二期在科学会堂301会议室顺利举行。讲座主题为“清代考证笔记研究的材料、视角与方法”，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李寒光老师主讲，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陈冬冬老师主持讲座，吴柱、樊宁两位老师与谈。历史文献研究所、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董恩林、张固也、许刚、张达志、李明、谢祺、洪国强等老师出席讲座。

本次讲座中，李寒光老师与我们分享了他近年来研究清人考证笔记的成果与心得。

首先，李老师指出清代考证笔记既是古籍校注和研究清代学术史必不可少的材料，同时也是需要系统研究的一类清代文献。本次讲座主要探讨的正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考证笔记。

李寒光老师强调，当下研究清代考证笔记需要注重运用新材料，同时也要审慎对待全新的材料类型。相较于前辈学者，今天我们可以见到大量古籍影印资料，享受古籍数字化的成果，这使我们能看到更多新的考证笔记著作。与此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影印、数字化手段存在的局限和缺陷。譬如，不是所有古籍都有影印本或电子化资源，黑白影印本可能湮没文本信息，等等，因此研究者不能过度依赖技术手段，仍应尽最大可能访求原书。

除此之外，稀见版本和稀有材料也应引起充分重视，如各大图书馆所藏稿本、初刻本、初印本、批校本和札记册子等，都是研究清代考证笔记的重要资料。过去的成果中对不同印本重视程度不高，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初印本与后印本之间、早期版本与晚出通行本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需要给予足够关注。关于札记册子的重要性，李老师举了《愈愚录》的例子加以说明。旧题《愈愚续录》（书衣题作《愈愚录续》）一书并非《愈愚录》的续作，而是刘宝楠日常誊抄材料的札记册子，“续录”之名实为误题。在比对《愈愚录》与此札册时，发现了《愈愚录》正本中没有注明的部分内容的出处，正本中因誊抄错误而无法理解的段落，在获得此札记之后也得见原貌。

目前学术界对清代考证笔记的应用方式主要是对考证笔记的成果的运用，采用清代学者的观点校正古书、研究学术问题，其次就是针对考证笔记的具体内容做考辨工作。但将清代考证笔记作为一类有共同特征的、能够被描述、总结的对象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将清代考证笔记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首先需要讨论其概念、规模和分类。李老师认为，“考证笔记”是具有一定弹性的的模糊地带。要界定考证笔记的概念，或许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考辨、订正的对象；第二，笔记体裁的认定；第三，考证笔记与考证专著的区分。关于考辨、订正的范畴，李老师采取漆永祥老师的观点，将之限定为对书籍、对古文献的考辨订正，对于后两条标准，李老师认为，由于笔记体在四部分类法中并无特定分类，这一体裁天然带有随意性和模糊性，针对考证笔记的本体研究应该将笔记——具备无统一话题、无统一宗旨等特征——与以笔记条目形式呈现的专书，区分开来。

基于考证笔记概念的弹性，对清代考证笔记数量也难以做出精确统计，强调数量和规模是为了建立整体认识，对考证笔记进行分类也是出于同样的需求。统计和分类不务求精确，但能起到区别领域、逐一深入的作用。分类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笔记自身形式和内容的模糊属性造成的，难以用单一标准做出泾渭分明的划分。为研究之便，李老师提出的分类方式大体依循了刘叶秋先生的分法，以考证对象是否为典籍作为分类标准并分为三类：一是群书考证类，即完全以考证典籍中的疑难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著作；二是群书考证而兼及事物考证类（以典籍记载考证各类事物），其事物考证所占比重较少；三是群书考证与事物考证并重类，二者均是著作的重要内容。

明确研究主体后，可以围绕主体展开多种视角的考察。在此，李寒光老师与大家分享了他由清代考证笔记编刻考察其中映射出的学人心态的成果。

首先，清代考证笔记的编纂有十分朴素的动机，即对自己辛苦积累的材料敝帚自珍，不欲有所散佚。但这绝不是清儒积极写作笔记的全部原因，笔记在清人学术观念中具有重要地位。李老师引用了汪师韩、桂馥等人对于考证笔记著作的评论，指出将考证笔记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有“霑溉后学”之用，是清代学人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不仅如此，清人编纂考证笔记时有强烈的自觉意识与标榜心态。考察清儒考证笔记的成书过程，不难发现，清人所谓“著作不轻易示人”未必符实，事实上，他们不仅有意编纂考证笔记，更不吝奔走，积极谋求著作出版事宜。这些行为充分显示出清人著书的自觉意识。

清人考证笔记中存在“互相抄袭，陈陈相因”，也是研究者不能忽视的现象。李老师强调，清人笔记中的这种现象不能一概以抄袭目之，清人著述相互承用的原因是多样的。整理、出版者在汇编时的失误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清儒著述往往在其身后付梓，抄录、整理的工作由他人完成，整理过程中，误将著述者用以誊抄、积累材料的笔记当作原创作品的现象屡见不鲜。如邵晋涵《南江札记》，是书由邵晋涵之子整理刊刻，将邵氏抄录古书及时人相关著作的内容也收录在内，造成“抄袭”的表象，显然不能将之视为邵晋涵的抄袭行为。

最后，李寒光老师以自身研究经验为例，向同学们介绍了从事考证笔记研究的具体方法。李老师指出，比较是文献学专题研究最基础的方法之一，包括同一著作不同版本的比较、同一作者不同著作的比较、同一类型下不同著作的比较……在比较中往往能发现问题。

通过对王鸣盛《蛾术编》抄本与通行刻本的比较研究，发现抄本与刻本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字句、篇目、卷次等版本方面，这是研究者较容易注意到的相对“常规”的差异。由于《蛾术编》的著者与最后成书的校刻者不是一人，在抄本与刻本文字的增删中，可以发见后者对前者形象的塑造。通行本《蛾术编》是清道光年间吴江沈氏世楷堂刻八十二卷本，而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杨文荪九十五卷抄本不仅保留了《说刻》十卷、《说系》三卷，文字也与通行本多有不同。经比较发现，通行本的校刻者迮鹤寿在校正讹误、精简文句的同时，也删去了一些个性化的内容，例如王鸣盛认为《江南通志》较《浙江通志》为优，并明显有高讽浙人学风之意；王鸣盛不喜王弼，抄本中提及王弼颇多恶词，而这些语句在刻本中被全部删去，世人也因此无缘见到王鸣盛如此生动的一面。

清儒著述往往旁征博引、考证精详，清人学风严谨之论早已深入人心，比对清人著述中的引文与原文，或可发现一丝别样的色彩。洪亮吉《晓读书斋杂志》初录上卷九十五条札记引文中，有十六条引文与原文不符，存在文字错讹、脱漏、倒乙、原文杂糅和文不对书的现象。部分错误可能是刊刻所致，但另一些错误确系著者本人所为。在引《说文》训“晏”字时，洪亮吉略去了“星”字，使其说得与《淮南子》互证。牟庭好以方言俗语解经，引《庄子·天下篇》“沐甚雨，栉甚风”，证其解《论语》“何甚人”作“甚么人”之说。然而这一处引文完全错误，《庄子》本作“沐甚风栉疾雨”，与牟庭所引差之千里，并不能佐证其说。这些改动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实在耐人寻味。清代考据学是否真如过去认为的那样学风严谨，也有待更多的验证。

从《淮南子》许高二注相杂一书被清代学者逐步发现的过程可以看出，重要学术观点的提出，往往需要一个过程。新的发明可能会是学术突变的结果，但学术渐变而逐渐完善成一个观点，才是更普遍的常态。我们对清代考据学成就的认识，主要依赖清人考证专著，在这些专著中，他们集中解决了古书流传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充分体现了考证的高超造诣与精湛技艺。然而，在此之前的漫长积淀却极易被忽略。因此，如果只注目于清人的考证专著成就，就容易一叶障目，不见全部。而清人考证的历时推进，恰好散见于清代考证笔记的零散杂篇之间。要想看到完整的、流动的清代学术史，有必要将清代考证笔记中的材料分类编排，前后比较。

李寒光老师精彩的讲座引发了现场热烈的讨论。董恩林老师充分肯定了从考证着手的研究方法，考证、整理与理论研究从来不是对立关系，考证既容易入手，其成果也足够扎实，顺藤摸瓜往往能发现重要问题。张固也老师对笔记体的分类方式进行了一些补充，也指出，在进行具体研究时不必过分拘泥类目。对于研究方法的问题，张老师强调，文献学研究应当脚踏实地，从比对、考证等基本功夫入手，切忌好高骛远。陈冬冬老师对本次讲座采取的方法论分享的形式给予高度赞扬，这种授人以渔的交流对有志于清代学术研究的同学们大有裨益。樊宁老师就影印本、胶卷湮没文本信息的问题进行了展开，再次申明了尽量阅览原书的重要性。吴柱老师与李寒光老师围绕考证笔记的界定标准，就其在精密与通达之间的平衡进行了一些探讨。老师们就清人著述互相承用的现象展开热烈讨论，补充了一些例证、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观点，在座同学们深受启发。